（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美国的星条旗，红色象征勇气，白色象征真理，蓝色则象征正义。我国《宪法》第37条、第38条、第39条分别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均不受侵犯，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正是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沉痛的经验教训而规定的。
宪法所承载的内容与价值本身就是所有共同体成员共同意志、共同情感的体现，宪法由此而成为了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与社会共识，并以此团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个仪式庄严、神圣，每一个现场参与者以及观看者无不从内心深处对宪法产生一种神圣、庄严、敬畏、感动的情感。仪式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一种符号化、形式化，而是通过仪式使自身秩序化，人藉由仪式所带来的庄严神圣情感，给自己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在欧洲，凡是宪法审查真正实施、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得以保障的国家，其民众对宪法都抱有宗教般的信仰，法国路易·法沃勒针对欧洲建立了宪法法院的各国宪法实施状况时指出：宪法法院一个个判决，催生了人们对宪法和基本人权的尊重，这种尊重以前根本就没存在过。这种自我暗示能够使自我灵魂得以净化，并唤起人们精神世界里的真挚情感，唤起对生活终极意义的充满激情的信仰，从而使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25]因此，宪法宣誓仪式，将内心深处所体验的价值在庄重、严肃的场合以虔诚般的宣誓表达出来，从而唤起了对宪法的强烈的、崇高的信仰情感，这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激起了对宪法崇拜的灵魂确信，尤其是集体性宣誓，更凝聚了一种集体的共同理想，正如涂尔干所说，他们正是将这种集体理想具体实施的化身。由于宪法是政府及其行为合法性的来源，因而宪法也提供了社会稳定的制度架构，因为人民相信，所有的国家与社会问题都能够在宪法框架内得以解决。[23]前注[22]，封丽霞文，第46页。
《行政强制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其场景与《立法法》的规定一致[6]。[21]但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样容易造成中央立法在某些事项上的虚置与空缺，导致地方在一些亟需以地方立法形式加以调整的事项上的不作为难作为或乱作为。第一，《宪法》第104条与地方性事务的关联逻辑。第三，央地立法权配置的法制化不等于地方性事务内涵的明晰化。
比如，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保护虽具有通化市的地方特色，但从该遗址的地位、重要性、保护资源、措施力度、保护实效等方面考量，即便在通化市获得地方立法权之后，其仍宜界定为省级地方性事务。[29]事实上，基于央地关系法治化理论，地方性内涵的讨论须直面界定地方性的法律规范匮乏的困境，即明确规定哪些权力由中央行使，哪些由地方行使，哪些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行使，划分很不容易，经验还不够[30]。
[56]参见前注[7]，俞祺文，第117页。[37]陈公雨：《地方立法十三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一是政策工具指向政府事权而非立法事权，属性上并不契合。[52]陈福寿：《探析中国地方政府的对外事务》，载《行政与法》2003年第12期，第27页。
理论上，通常越重要的事项影响范围越大，但反之却不必然成立。功能分担的适用既可修正公共产品层次标准的僵化缺陷，亦可解决地方特色在省、市间的定级难题。直接聚焦《立法法》中地方性事务内涵的研究成果很少，[7]难以匹配该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72]刘剑文等：《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又如，广西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5月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盘阳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虽为省级地方性法规，但巴马盘阳河位于河池市境内，且无论是《条例》本身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巴马盘阳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6—2030年）的批复》（桂政函〔2019〕57号），均将具体保护责任赋予河池市，《条例》本身也以河池市政府为起草单位。[42]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
目前，各级政府事权的纵向配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可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判断同级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方案。实践中，地方政府职能往往直接源自三定方案，[45]有学者甚至将三定方案与宪法组织法、单行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列为划定一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三大依据[46]。
四、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体系地方性事务的内涵须在规范划定的基础上，通过建构科学的标准体系并动态适用方能最终澄清，主要包括静态标准自身的修正和多元静态标准的动态体系化两个方面。如，且不论权力清单存在三单一网四单一网甚至五单一网的地域差异，[44]各地甚至连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是否合一都做法迥异，这直接影响地方性事务向地方性法规转化过程中的责任条款设置，以及责任清单的设置与《立法法》关于各级立法责任设置权限的匹配衔接。间接研究成果的不足则突出表现为对地方性事务的内涵和表述缺乏基本共识，主要包括三种情形。《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8条规定，决定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地方特色标准还面临其他困境。只有综合运用法律规范的立、改、释多元手段，方能打出彻底破解地方性事务内涵密码的组合拳，最终实现对宏观央地关系新时代发展的整体促进。
[51]前注[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1335页。鉴于标准的抽象化必然导致精准性流失、各地的具体实践纷繁复杂、地方权力机关是否采用地方性法规创制规则具有不确定性等因素，有必要引入相关政策工具开展专门的辅助校验。
墓葬保护、口岸服务、水源保护是全国各省市都可能有的事务，但是高句丽墓葬、引滦水源地就具有特定性，由地理位置形成的行政区域归属都属于典型的地方事务。传统研究进路多为单一的静态标准，利用央地财政事权配置、政府职权划分或权力清单、三定方案等相关政策工具界定地方性事务，面临法治色彩淡薄、立法与行政事权混淆、标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不足、单一标准的固有缺陷难以规避等困境。
需说明的是，本文选择规范分析进路是由现阶段相关研究的基础、背景、目标等复杂因素共同决定的，绝不意味着对另两种进路的轻忽。央地财政事权划分顶层设计、权力清单、三定方案等政策工具面临样本众多且分散、规范性和权威性不足、改革实践动态发展等困境。
1.中央—地方维度的纵向型地方性围绕这一类型，目前存在四种观点。2.地方—地方维度的横向型地方性这一类型是指此一地方与彼一地方相比较而存在的地方性[32]，即《立法法》官方释义所说的具有地方特色。[40]不同地方权力清单的内容差异问题，参见夏德峰：《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现状及改进空间》，载《中州学刊》2016年第7期，第17页。对此，可从性质、范围、禁区、比较等不同视角予以综合廓清。
不过，仅通过不抵触直接界定地方性事务困境重重。至于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虽具备全局要素，但直接操作性偏弱，难与权力清单和三定方案同日而语。
[20]前注[5]，乔晓阳主编书，第249-250页。如，它们聚焦权力纵向配置的重点是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既不同于《宪法》中的职权，亦有别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长江保护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的事权。
[75]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0页。第二，科学运用重要程度、影响范围和地方特色，勾勒地方性的基本轮廓。
关于样本的选择，可在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地方人大职权、地方政府职权及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等诸相关要素排列组合的基础上综合确定。[11]参见叶必丰：《论地方事务》，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其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解读地方性的进路面临标准的定位、取舍和排列难题及地方特色的界定与适用困境。三是在《立法法》中，与第73条第1款类似，第82条第2款对地方政府规章制定范围的列举也从执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两方面展开，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性事务和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之间的呼应关系。
这需从单一静态标准转向动静结合的标准体系。即使附加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辅助标准，根据《文物保护法》《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央地共担的支出责任配置模式也会模糊地方特色的属性。
[1]孙波：《论地方性事务——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新进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第52页。[69]前注[32]，张淑芳文，第80页。
[58]参见杜强强：《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发展》，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120页。但是，在将该进路用于地方性事务内涵的分析时却面临特殊问题：对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属于自主性立法，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几无定性说明，样本遴选不易。